习俗染人，所谓与鲍鱼处，亦与之俱化也。
习俗会染人，所谓跟鲍鱼待在一起，也就跟它一样臭了。这句是在讲读书环境：他说衡阳不可以读书、涟滨不可以读书，因为损友太多；同学的人多是庸鄙无志的，还最喜欢讪笑人。所以他给弟弟的嘱咐是——只取明师的好处，不要受损友的损。
- 列出你每周固定接触的五个人，各写一个他们身上影响你的特点
- 标出其中让你变得松散的那一个
- 这周减少和他的一次非必要接触，换成和一个让你想做事的人待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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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俗会染人，所谓跟鲍鱼待在一起，也就跟它一样臭了。这句是在讲读书环境：他说衡阳不可以读书、涟滨不可以读书，因为损友太多；同学的人多是庸鄙无志的，还最喜欢讪笑人。所以他给弟弟的嘱咐是——只取明师的好处，不要受损友的损。
说在家里没法用功，这是很巧妙的推卸责任。他紧接着举自己：我在京城天天事务纷杂，尚且能不断，家里远没有这里乱。这句把「环境不对」直接归进「借口」这一类，没有留余地。
见到同乡就嗤笑人家土气，见到雇工就支使呼喝，这就一天天养成傲气了。他把「傲」落到很具体的行为上：不是心里瞧不起，而是嘴上和手上怎么对人。今天对应的是对服务员、外卖员、下属的态度。
人的气质出于天生，本来难以改变，只有读书可以变化气质。这句在今天容易被当成空话，但他紧接着给了自己的证据：三十岁前嗜烟如命，道光二十二年立志戒掉，此后再没抽；四十六岁前做事无恒，近五年引以为戒，现在大小事都有恒。最后一句「立志即丹也」是全篇的落点。
凡是说自己兼有各家之长的，其实一样也不长。他前面先立论：韩愈没有阴柔之美，欧阳修没有阳刚之美，何况别人，怎么可能兼得？这句把「全能」当成症状看——样样都行，往往是样样都不深。今天简历上写「精通各种」，正是这句。
君子贵在有自知之明，不必跟着众口附和。这句前面他刚批了一句：「今人动指某人学某家，大抵多道听途说」，也就是听来一句就跟着说。他把「随众口」与「自知」对起来：附和是不用脑子的省事，自知要自己看一遍。
可是为一次小考失利就发牢骚，我私下笑他志向太小、所忧的事太小。他接着讲「君子之立志」：要为德不修、学不讲而忧，不为「一身之屈伸、一家之饥饱、世俗之荣辱」而忧。用今天的话说：牢骚的尺寸，暴露了你在意的东西有多大。
盛衰看的是气象：气象盛，挨饿也高兴；气象衰，吃饱也发愁。他这话是对着弟弟说的——弟弟嫌四百两银子太少。他提醒的是：判断一个家是在上还是在往下走，不看账上有多少，看家里的人是什么神色。
进德是孝悌仁义，修业是诗文写字，这两件由我自己作主，得一尺就是我的一尺，得一寸就是我的一寸。前面他刚把话说透：功名富贵全由命定，丝毫不能自主。所以他把人生切成两栏——一栏看天，一栏看自己；能攥住的只有后一栏，那就只在这一栏里下功夫。
如果自己不立志，就算天天跟尧舜禹汤住在一块，也是他自他、我自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句前面他先说了反面：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」——我想做孔孟，就日夜只学孔孟，谁能拦我。他把「环境」这一项从借口里划掉了：地方局促不是理由，没有好老师也不是理由，他在同一封信里逐条驳了弟弟给出的这两个理由。
你现在在外面，也急须把笃实还回来，千万不要走到机巧那一路上去，一天天往下滑。这句前面有个很实在的自供：他说自己本来是笃实人，只因阅历世途、饱经事变，掺了一点机权手段，把自家学坏了；而实际的机巧又远不如人，只惹人笑、教人怀恨。
我们家正在丰盈的时候，不必等天来概、人来概，我和弟弟们该自己先概。这话从管子的「斗斛满则人概之，人满则天概之」来——概是刮平斗斛的那块木板，满了就有人来刮平。他补了一句自己的判断：天的概是无形的，还是借人的手来做。所以他给了三个可下手的字：廉、谦、劳。
近来体会到天地之道是刚柔互用，不能偏废：太柔就瘫软，太刚就折断。他紧接着把两个词重新定义了一遍——刚不是暴虐，是强矫；柔不是卑弱，是谦退。然后给了三组场合：做事要强矫，争名要谦退；创业要强矫，守成要谦退；在外应接要强矫，回家享受要谦退。
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的浮荣，只有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的。这句话是在弟弟打胜仗、全家最盛的时候写的——他夸弟弟近来气象极好，遇事不再怫郁，请饷请药也没有激迫之辞，说这都是胸襟广大的效验。他把「受用」这个词用在胸襟上，而不是用在功名上：功名会被收走，胸襟不会。
节啬不单指饮食男女这些本能，就是读书用心，也该检点约束，不使它太过。这句是对着生病的儿子说的：他主张清静调养，不主张妄施攻治。他还引庄子「闻在宥天下，不闻治天下」——养生和治天下一样，顺着自然。用今天的话说：把「用力」也当成一种要计量的消耗。
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可以，在胜过别人上求强不行。这句前面他做了一次分类：国家的强要多得贤臣，家的强要多出贤子弟，这两样还关乎天命；只有「一身之强」是自己的事，而一身之强又分三种——北宫黝的血气之强、孟施舍的守气之强、曾子的自反而缩。前两种靠斗智斗力，历史上因强而大兴、因强而大败的都有。
这颗心常常快足宽平，是人生第一条自强之道、第一种寻乐的方法、守身最先要做的事。这是「日课四条」第一条的收尾。他的推理很实在：心里知道善恶却不肯用力去做，就叫自欺；而自欺与否别人不知道，只有自己知道。所以功夫下在没人看见的地方，效果却落在整个人的状态上。
不要怕「寒村」两个字，不要怕「悭吝」两个字，不要贪「大方」两个字，不要贪「豪爽」两个字。这四句是写给弟弟的，因为弟弟被人说「廉而不俭」。他把话挑明：被人说小气，比被人说大方要安全得多——大方和豪爽听着好听，代价是钱和物，一旦成了习惯就难回头。
我觉得我们兄弟处在这样的时世、担着这样的重名，总是钱少、产业薄一点为好。他给了两条理由：一是平时不招人觊觎，急难时不招人抢掠；二是子弟看见家里窘迫的样子，不至于一味奢侈。这条不是道德劝勉，是他算过的风险账——名声和位置已经很高，财富再堆上去，风险是叠加的。
做官不可以有清名，如果名声清而实际不清，尤其会被造物所怒。这句话放在他责备家里花七千串修房子的段落里——他说自己生平最以「大官之家买田、起屋」为可愧，不料家里竟做了。所以这句不是清高话，是他对自己名声与实际不符的警觉：被人当成清官，比被人当成贪官更危险，因为你不能再用「大家都这样」来免责。